双面苏州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而言，苏州并不是东西方文化交汇最好的城市，它与上海的“国际范”还有差距；从城市建筑融合的表象来看，它亦没有青岛那样的欧陆风情。但苏州有自己的颜色，粉墙黛瓦勾勒出泾渭分明的建筑风格，苏绣则刺绣出五彩斑斓的图饰。
走近和解析苏州的演变，如同对其象征意义上的“双面绣”的审视和观察一样，辩证的寓意无处不在。一面绣的是历史的古城，另一面则可以绣出现代的园区，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东方与西方的融合。
过去人们因为熟知苏州园林，而认识苏州；如今，苏州工业园区的崛起，成为许多城市竞相学习的典范。2500年的姑苏城与即将迎来20周年的苏州工业园区，代表了苏州的历史与现代，文化和经济。诚如古老的苏州园林与现代的金鸡湖风景区的存在，它们在地理上的看似割裂，却正彰显了城市发展中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融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苏州一直走在成功的转型之路上。苏州经济30多年的转型之路，也是开放型经济从起步到确立主导优势的发展之路。
在苏南模式主导苏州经济的上世纪80年代，苏州开始主动承接外资转移，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雏形；上世纪90年代，当苏南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开放型经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实现，也逐步确立了开放型经济的主导地位；而进入新世纪的苏州，则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和提升质量水平，实现了开放型经济由量到质的转变，并帮助苏州从一个外贸大市转变为一个外贸强市。
制造业成就了苏州的今天。如今，苏州正通过产业转型和“腾笼换鸟”，为期望的明天铺路。招商引资是否需要新思路，制造业是否还应是这座城市未来的产业主导，纳米科技又会许给苏州新兴产业一个怎样的未来？这些都需要追问和思索。
新的行政区划调整，似乎在提示这座城市又到了一个转型和发展的节点。历史的记忆犹在，城市未来的蓝图也在加速绘就。姑苏城，也愈来愈现代。
江苏省正式建置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当时的江南省被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江苏”之名即来源于当时的江宁府和苏州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和苏州市。自1667年至1911年，苏州府一直都是江苏的省会。由此可见苏州之于江苏的意义。
历史上的苏州，以农业为主。“苏”的繁体字“蘇”， 由草、水、鱼、禾四字组成，告诉人们，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赶上了外资转移第一波浪潮的苏州，开始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借助于成功的“苏南模式”，制造业迅速崛起，带动了整个城市经济总量的提升。以“苏锡常”为代表的苏南经济，成为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增长极，而苏州更是一直走在转型、开放和发展的前沿。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晚唐诗人杜荀鹤的《送人游吴》传诵到今日，已逾千年，苏州也早已变换了模样。
没有转型，就没有苏州的今天
第一次来苏州，是2007年。从风格硬朗的山东来到温婉的苏州，一场瓢泼大雨，不但淋湿了所有的行李，也让我记住了这个城市的梅雨季节。
如果说五年前，我对这座城市的欣赏还主要停留在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和千年古城的景色和文化中的话，五年后，再回到这个城市，却是要以另一种眼光和角度，探寻它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步调。
入冬的苏州这次没有下雨，天气很晴朗。在苏州东环路的新岛咖啡店，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沈健向记者聊起了苏州自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转型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苏州一直在转型，如果没有转型，就没有苏州的今天。”
30多年前，以农业立市的苏州留给人们深刻记忆的，还只是丝绸和园林。上世纪80年代初，苏州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进城则需要户口。“种田田少，进城进不了，所以只能就地搞工业，还可以节省土地。所以，‘农转工’是苏州的第一次转型。”由此形成的苏南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顶峰，乡镇企业支撑起苏州经济的半壁江山。
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因为“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问题，开始走下坡路，部分破产，部分转制，苏南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时，浦东的开放开发，恰又为紧邻上海的苏州提供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苏州通过‘内转外’开始了第二次转型。”
苏南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苏州的民营经济却没有因此衰落。相反，依托于外资带来的产业链和对其先进管理模式和科技创新思路的借鉴，苏州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高建刚的工厂就建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内，主要做机械加工制造和自动化设备研发，给外企配套做机械零部件。“原先偏向于流水线生产，现在开始研发自己的设备和标准的产品”，高建刚认为，外资企业的确给民企带来了很多机会，“给苹果做配套的都（干得）不错”。他也坦言，成本上涨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逼迫企业不断转型，但“机会还是挺多的，我们也有潜力”。
截至今年7月底，苏州私营企业总数22万多户，注册资本8000多亿元，居江苏省首位。其中，24家企业入围全国500强。我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江苏沙钢集团，更是以2075亿元的营收总额，排在“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
而截至今年4月，苏州累计在境外投资企业651家，投资额超过24亿美元，投资额连续8年稳居江苏省首位。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数更是占到了80%以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活力。
如今，因为土地等资源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工业占比过高等问题的存在，苏州已开始第三次转型。沈健认为，“苏州之所以每次都转得很快、很成功，一是苏州人的观念转变的特别快，二是在机遇面前，苏州不仅仅是‘抓’，而是‘抢抓’。”
增资，是对“亲商”理念的最好认可
总能成功抓住发展机遇的苏州，很快便以跳跃式的发展，跑在了城市发展的前列。似乎是在一夜间，它成了国内诸多城市学习的榜样。
2011年，苏州以10500亿元的GDP总量，排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深圳之后，居第六位，也是排名最靠前的地级市。根据2012年中国百强县排名，苏州所辖的县级市全部进入百强县十强。县域经济成为改革开放后苏州经济的亮点，也成为苏州对外输出的重要经验。
“苏州的本质是开放，灵魂是创新，动力是政府和渴望致富的人民，基础是土地，关键是招商引资，效果是跳跃式发展。”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明总结认为：苏州的发展模式，就是以政府为主导，节约资源，建设开发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依靠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这“三大法宝”，通过开放和创新，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张家港精神，使这个离上海最远的苏州县级市，在上世纪90年代排在了苏州县级市经济的第一位；昆山之路，让昆山居全国百强县首位，并使昆山开发区在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业化主导的产业园区成功转型为城市型综合型园区；而“借鉴、创新、融合、共赢”的“园区经验”，则带动8488平方公里的苏州，以占不足千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创造了超过全国2%的GDP总量。正是这一个个成就的取得，苏州开始为外界所瞩目。
通常，城市的开发区都会离市中心距离较远，这也造成开发区总会给人留下“白天热火朝天，晚上黑灯瞎火”的印象。但苏州工业园区离苏州市中心的距离却只有约2公里，新开通的地铁，从钟南街开往木渎，途径园区的文化博览中心、时代广场等多个站点，便与中心城区形成了快捷的互动。
每个周五、周六的晚八点到八点半，金鸡湖的“东方之门”前，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欣赏音乐喷泉。这个华东地区最大的综合水景工程，结合了水幕电影、激光表演和艺术喷火等多种形式，来展现园区的人文、科技和生态。
在苏州生活了十年的傅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有朋友来苏州，他都会带他们来这里观看。据傅先生介绍，表演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政府每次的花费却不菲，不只是为了宣传园区，也是为了给金鸡湖和园区带来更多的人气。
18年来，这个行政区划只有288平方公里的园区，其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约30%。以占苏州3.4%的土地和5.2%的人口，创造了约15%的经济总量。
据苏州工业园区宣传办公室副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刘杰介绍，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汇聚了4000多家外资企业，86家世界500强企业，单体投资规模高达3000万美元。
每年，苏州工业园区都会有三四千批次的客人前来参观、考察和学习。这个受益于当初备受争议的一次性规划的园区，也在创园之初就靠从新加坡学来的“亲商”理念招商引资，成为当时外资进入苏州的首选之地。
在园区管委会，“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口号，体现了一个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在以投资商的角度想问题的“亲商”理念下，园区在2002年成立了独立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所有的审批，总共都只需要3天。这样的效率，在国内没有几个城市能做到。
所以，自从1994年韩国三星投资1.5亿元在园区设立第一家企业——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以来，三星就没有间断过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企业不断地增资，是对园区“亲商”理念的最好认可。而从一家电子企业到形成一个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则是对园区“亲商”理念的最大肯定。
外资助力使苏州工业园区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则极大提升了苏州的经济总量。据悉，目前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已连续七八年仅次于上海，苏州的目标也是在将来赶超上海。
重总量，更重结构性指标
2012年7月18日，德国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10月份关闭在苏州的中国唯一直属工厂，其对媒体宣布的理由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在我国制造业环境不景气的2012年，阿迪达斯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媒体的普遍关注。
10月底，本刊记者通过苏州市商务局获悉，阿迪达斯的制造工厂尚未关闭，但一切都在关闭计划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众多媒体普遍认为，这是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外资撤离，并有可能对苏州的外资工厂带来较大影响的一起事件时，通过采访，我们发现，这一事件不但没像当时众多媒体预测的那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恰恰揭示出苏州产业转型的一个侧面。
在王志明看来，“（阿迪达斯）关闭的计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对制造业产生的影响，但这一事件前后，苏州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的现象。反而苏州政府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发展，把苏州建成总部经济。”
刘杰则为记者详细解读了这一事件，“阿迪达斯所要关闭的工厂，只是其下属的一个小的制造工厂，也是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制定的战略规划和转型的一部分，但阿迪达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总部还将留在园区。将制造业的环节分离出去，而留下总部型经济，这一走一留，恰恰反映了园区本身的战略转型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将部分制造业从产业中剥离出来，转移到苏北、省外和境外，既节约了土地，也带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苏州的经济总量不但没有下来，反而得到了提升。因为，不论是外资、国企，还是民企，被转移的大都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研发中心和总部大都留在了苏州。
截至2011年底，苏州已落户外资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169家，累计有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141家世界500强公司在苏州投资了400多个项目。
从宏观层面而言，苏州也跟国内面临产业转型的城市一样，把目标放在了现代服务业上。苏州逐渐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但并不意味着苏州发展制造业的脚步就会变慢，制造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还是苏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如苏州早就开始从外资的“一枝独大”向内外资“双轮驱动”转变一样，外资也仍将是苏州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西南角的苏州国际科技园，除了惹人注目的点缀着白色圆点的半圆形建筑，还醒目地挂着“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的牌子。
“科技园一期开工建设的时候，我们没有房子，租用的是苏信大厦一间30平方米的屋子作为办公场所，七八个人合用4台电脑。没有食堂，吃的都是马路边上的盒饭，卫生很差。每次看完工地回家，鞋子都显得特别沉重，因为沾满了烂泥。”那个最具标志性的半圆形建筑，如今就是董珺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而10多年前，她记忆中公交车不通、出租车很少的茭白地和烂泥塘，早已今非昔比，“这里高楼林立，灯火璀璨，还有五星级酒店、各色餐饮和娱乐休闲会所。金鸡湖大道这一边的地都不够用了，科技园又新增了创意泵站、还有创意产业园，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
目前，苏州国际科技园引进了新电信息、大宇宙、思隽等6家“全球服务外包百强”企业和思科、方正、惠普等一批软件外包旗舰型企业。服务外包企业占整个科技园入驻企业的15%，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服务外包产业链。2011年，这个集聚ITO、BPO和KPO企业近300家的园区，创造服务业产值约70亿元。
数据显示，2011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89.1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到32.9%，比2000年提升了28.5%；服务业占新增注册外资的比重也达到了28.5%。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苏州的服务业比重曾达到37%左右，入世后，反而下降到了32%左右，现在已经回升到约40%了。”王志明强调说，服务业比重的下滑，更多的原因在于服务业的增速没有制造业快。“加快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要放弃制造业，目前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利用外资上，商务局下达了20多个指标，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际利用外资的指标，而是包括服务业利用外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在内的多个指标。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不再只是看重总量，而更看重结构性指标。”
纳米，新产业的未来
与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中客车A380的例子相类似，在苏州，人们也都熟知这样一个事例：2005年，苏州某厂家贴牌生产了全世界63%的鼠标，出口价格约为25元人民币，但一旦贴上外国牌子，它在美国的销售价格就高达约28美元。
25元与28美元的差距，总在提醒着制造业占主体的苏州经济：如果转型，苏州该如何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除了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国内城市发展的方向。2011年，苏州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高端装备制造、软件和集成电路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总产值11571亿元，同比增长25.7%；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产值达10758亿元，占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38.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
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同质化竞争的今天，错位竞争往往会给城市的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空间。当南京瞄准软件，泰州瞄准医药，常州瞄准动漫，无锡瞄准物联网的时候，苏州则将新兴产业的未来定位在了纳米技术上。
2012年6月28日，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园区首个在中国境内上市的纳米技术企业。一个多月后的8月7日，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也正式登陆深交所。
目前，聚集了270多家高科技研发企业的生物纳米科技园，已形成了生物医药、诊断技术和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纳米材料等四大产业集群，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2010年还被评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曾归纳“苏州的转型路径概括起来是‘三个新’：建设具有国际化功能和品质的‘新城市’，引进有世界眼光、掌握核心技术的‘新人才’，发展前沿尖端的‘新产业’。”苏州似乎正翘首期盼着新的纳米技术产业，能许给这个城市一个美好的未来。
行政区划变革，不是简单的加减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进行了三次大的转型之路。而在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苏州的城区版图也几经改动。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9月，苏州将原先的沧浪区、平江区、金阊区，合并为姑苏区；撤销县级吴江市，设立苏州市吴江区。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自1986年苏州市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获批以来，苏州市城区规划面积已由当时的131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2910平方公里，提高了20多倍，接近无锡和常州两市城区面积之和。而此次新规划之后，苏州市区面积也已达到了4467.3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也已多达1300万。
每一次行政区划变革，都是城市发展思路的一次变化和调整，而其背后更多的则是基于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考量。
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断涌入的城市人口，逐步压缩着城市发展的空间，也由此成为城市外部拓展的直接原因。所以，越是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就会越频繁。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范围内的城市区划调整也有着较为频繁的变动。
在上世纪80、90年代，长三角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市管县、撤县设市和行政级别升格等形式，而新世纪以来，城市辖区外部扩展的模式则主要基于两种模式：撤县改区和撤市改区。比如，2002年，江苏镇江市将丹徒县变更为丹徒区；2009年南通市将通州市调整为通州区。事实上，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都是扩大了市区面积。
2001年，苏州将吴县市撤市，设立吴中区和相城区，主城区也由当时的409平方公里扩大为1650公里。十年之后的2011年，吴中区和相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达到700亿元和421亿元，相当于十年之前吴县市的6倍。这正是苏州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所想要达到的结果。
此次最新的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古城区的三区合并，在当地媒体看来，“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
2011年的数据，苏州市区GDP占全市的比重仅为37.9%，而被合并的三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却又仅占市区的11%。究其原因，则是“区划规模较小，发展模式同质化现象严重，财政实力偏弱。”包括将县级吴江市改为苏州市吴江区，也是为了使苏州南部未来发展的整体性更强。
城市的发展需要空间，但空间又是有限的，如何将有限的空间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调整，实现城市发展的最优化布局，苏州一直都未停下探索的脚步。苏州此次新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基于此的产业规划思路，对于同样正在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的青岛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借鉴和启示。
寻标，更在于达标和夺标
对照2007年，苏州的变化并不大。城市开通了地铁，观前街和拙政园前依旧游人如织，老城区的主干道干将路上也依旧堵的厉害。这个城市也像许多发展中的城市一样，在几年的时间里，有了更多的雕塑和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这些也许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相似景象，你无法以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作为一个节点，去对比一个城市的变化，因为城市总是在不经意间迈入一个阶段，让身居其中的人们浑然不觉。
从青岛到苏州，再从苏州回青岛，几天的苏州采访，还是让记者在南北两个城市的穿插中，有了不少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考。
同样是外贸依存度高的东部城市，青岛和苏州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受惠于沿海开放开发的机遇，都是外资的投资热土，制造业都在城市经济的腾飞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今又都以国际化为坐标，向着既定的高端目标迈进。
这些共同的特质，使得苏州的城市转型和发展对于青岛有着针对性地借鉴意义。青岛除了要把握时代造就的机遇，更应该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抢抓机遇。
青岛也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这几年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服务外包，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但是量的优势还需要通过质的提升慢慢转化，促使低端服务外包业向高端转化。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青岛也需要避开同类城市的同质化竞争，着力发展有优势的蓝色经济和相关产业。
家电电子产业是青岛六大过亿元产业之一，目前已拥有规模以上企业260余家，实现了集群化发展，并在去年创造了1527亿元的工业产值，但该产业的本地配套率却不足40%，面临着“低端过剩、中端不足、高端缺失”的问题。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苏州国际科技园等园区的集聚效应，则在提示着青岛这样的城市，“引凤”首先要“筑巢”，不仅要有好的城市环境，更要有包括产业创新和完善产业链等在内的良好产业环境。
就像人们喜欢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来形容青岛一样，人们也总喜欢拿双面绣来比喻现在的苏州：“一面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水乡古镇，一面是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化城市。”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并行，这是苏州的双面。
但苏州的双面又不仅限于此，苏州工业园区的崛起是对新加坡发展理念的借鉴和对自身发展定位的融合；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和高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就像内外资的“双轮驱动”，共同推动着城市经济前进的步伐；农民人均收入全国第一和GDP总量地级市第一的数据背后，是对城乡和谐发展的最好证明⋯⋯
就像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道格·格思里在《关于中国的思考》里对苏州的评价：“苏州从一个安静的旅游目的地转变为一个经济偶像，是创新发展的绝佳范例。”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2年第24期）